【希望之聲王潤編輯】俗話說“爲官一任造福一方”。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做官的人的最基本要求。但是看看今天的人痛恨貪腐的官員，痛心疾首。但是很多人痛恨貪腐官員，並不是痛恨“貪腐”，而是痛恨自己爲什麼沒有“貪腐”的機會。
北宋大文學家蘇軾，號東坡居士，一首“大江東去浪淘盡”，浩浩湯湯，激盪千年；“十年生死兩茫茫”至情至深，驚歎百世。在詩詞中我們瞭解的蘇軾，是這樣的風流倜儻，文思泉涌，在書法、散文、文人畫等方面都在中華文化的長河中佔有獨特的一席之地。但是在生活中的蘇軾，卻是另一個個性十足的模樣，是個“爲官一任造福一方”，濟世救民，有擔當的“父母官”。作者青桐整理了蘇軾的事蹟。
治理洪水——住在城牆上
當蘇軾剛剛調任徐州知州，黃河便在曹村決口，洪水暴發，匯聚在徐州城下，情勢非常危急。
洪水越漲越高，衝擊着城牆，眼看有崩塌的危險，富有的百姓爭相出城躲避洪水。蘇軾說：“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會動搖，我在這裏，洪水決不能沖毀城牆。”看到太守毫不動搖，富民也重新回到城裏。
蘇軾果斷地調用軍隊，他到了武衛營，對着士兵長官說：“河水即將沖毀城牆，事情危急，雖然你們是禁軍，但也請你們盡力相助。”士兵長官說：“洪水來了，太守都不怕，我們還怕什麼呢？”於是，軍將們帶領士兵拿着畚箕鐵鍬出來，修堤築壩。
雨日夜不停地下，城牆露出水面並不是很高，看上去情況危急。
蘇軾在城牆上搭起一個小草屋，住在裏面，日夜指揮着防洪的事務。即便從城牆上下來辦事，路過自己家門也不進去。軍民一心，上下協力，終於擋住洪水保全了徐州城。
洪水退出後，蘇軾把徐州凡是有遺漏的地方，都予以修補，修建木質護岸，以防洪水再來。
治理瘟疫、旱災——蘇公堤
蘇軾以苦爲樂，樂在其中，雖然一生不停地轉換任職的地方，但他從來沒有怨言，在每一個地方都把管理的事情做到最好。當蘇軾到杭州時，正值杭州大旱，饑饉和瘟疫一起發生。
當務之急首先治理瘟疫和饑荒，蘇軾集中多餘的公款二千緡，又拿出自己的黃金五十兩，辦起慈善病坊，收治窮苦無助的百姓。
第二年春天，又減價出賣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湯藥，派人帶着醫生分街坊給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在蘇軾的治理下，杭州的瘟疫得到了抑制。
事分輕重緩急，接下來再着手治理旱災。
南宋以後，杭州成了一個大都會。可是在那以前，那裏還是很荒涼的。因爲那裏近海，地下的泉水都是鹹苦的。唐朝有一位刺史李泌，引西湖水，鑿成六口井，百姓才喝到淡水。白居易修白堤，疏浚西湖，引湖水入漕河（即大運河），再從漕河引水灌田千頃。從此那裏的百姓逐漸富裕起來。此後官府經常疏浚西湖和這裏的河道，使這一帶保持了富庶。
但是，宋朝開國以後，這裏的水利工程逐漸失修，漕河淤塞水淺，三年就得挖一次，不然就無法行船，成了百姓的一項長期負擔。西湖淺灘也長滿了“葑”，是一種類似茭白的水草，這些水草死後化爲泥土，稱爲“葑田”，使湖面越來越小。據當時的統計，這樣的“葑田”有“二十五萬餘丈”，湖面已經所剩無幾。當年的六井也差不多淤廢了。
爲瞭解決這些問題，蘇軾開鑿了兩條河，讓漕河有足夠的水以通航運，還修一條大堤擋住海潮，使潮水不再灌入市內，又挖深了六井。最大的工程是在湖中的葑田上取土，修造成一條三十里長的大堤，一是使湖水加深，擴大了湖面；又在堤上形成一條大道，方便了行人。這就是現在的蘇堤，當時被稱爲“蘇公堤”。爲瞭解決水草淤塞，一是讓在這裏種菱的農民，每年收穫後把殘根等除盡。再一個是僱人在湖上種菱，有了菱之後，“葑”這類雜草就無處生長了。
二十年後，當蘇軾再次回到杭州的時候，他發現，杭州的百姓幾乎家家都掛着他的畫像，連吃飯的時候，也要向畫像去祝頌幾句。還有人爲他修了生祠，就是活着的時候爲他修的廟。對於這些功績，蘇軾都淡然處之，他認爲是做了自己應當做的事情而已。
整頓軍紀
在宋哲宗執政之後，蘇軾請求出外任地方官，被派往與契丹相鄰的定州。
在定州這個地方，軍政敗壞鬆弛，沒有法度。軍校們蠶食士卒的口糧和賞賜的財物，而兵士們又驕惰不服教誨，前任地方官也不敢把他們怎麼樣。
蘇軾到定州後，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變現狀。他把貪污的軍官發配到遠惡的地方，修繕營房，禁止飲酒賭博，拒絕讓敗壞的風氣在軍營駐留，並且保障軍士的衣服糧食不被剋扣，於是用戰法部署約束士兵，士兵都畏服他。
然而軍校們害怕不安，有的士兵拿着贓物控告他的長官，蘇軾說：“這件事我自己處理是可以的，聽任你告狀，會在軍隊中造成混亂。”立即把他判決流放，於是大家才安定。
適逢春天大檢閱，將校官吏們很長時間廢除了上下級的名分，蘇軾命令全按舊有的規章制度，主帥穿平常的服裝到帳中來，將校官吏按照自己的級別穿戴軍裝。
副總管王光祖自認爲是老將，覺得這樣做恥辱，假裝生病不來。蘇軾叫來書吏，讓他起草奏章，王光祖聽到後懼怕受到嚴懲，而出來參加閱軍，檢閱結束，沒有一個怠慢的人。
定州的人說：“很長時間沒有見過這種檢閱禮了，真是軍紀嚴明呀！”
蘇軾對安民治國之道，曾經直抒胸臆：“國家之所以生存和滅亡的原因，在於道德的高低，不在於國家的強弱；改朝換代之所以有長有短，在於風俗的輕薄敦厚，不在於國家的富有與貧窮。”他的一生輾轉流離，但是卻守着至真至善的道理從未放棄，用具體的行爲來印證，用出世的詩文來闡明，給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取自《宋史·蘇軾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