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把慎言看作良好道德修養的外在表現，是“君子之所不至”（王安石：《王文公文集·雜著·禮樂論》）的三種行為之一。同時，認為慎言是養成良好道德修養的重要方式。“言謹則能崇其德。”（胡宏：《胡宏集·知言·文王》）“才妄言時心已不誠，才有謹言之心即是誠也。”（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新泉問辨錄》）言為心聲，謹言不僅是內心之誠的外在表現，而且是對內心浮躁悖妄的主動克制。具體說來，慎言包括三方面要求。
第一，言不輕發。
首先是少說。“處世戒多言。”（朱柏廬：《朱柏廬先生治家格言》）少說不是不說，而是不輕易說那些沒有把握和沒有價值的話，尤其是道聽途說的小道消息，因其“不過傳述道路之言，未嘗造謊”，而且“多虛少實”（陳確：《陳確集·別集·不亂說》）。在不斷延展的傳播鏈條上，不僅這些消息的真實性和可靠性很難保證，而且還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對社會造成損失。
古人認為傳播小道消息是浮躁淺露的表現，對成德不利，故對其深惡痛絕。“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論語·陽貨》）宋人葉夢得教育兒子對別人的話“每致其思，而無輕信”“每謹其誡，而無輕傳”（《石林家訓》），既不可輕信，亦不可胡亂傳播。與之相關，古人強調“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左傳·昭公八年》），說出口的話必須要有根據。
其次是慢說。如果確需說話，也不要急於出口。孔子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仁者，其言也訒。”（《論語·顏淵》）訥、訒，都是指出語遲緩。遲緩並不是讓人故意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而是強調謹慎。遲緩作為一種表象，是對想要立即發表意見的衝動的刻意約束，“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朱熹：《四書集注·論語集注》）。其目的是為自己保留一個思考判斷的時間。“欲發一言，必先慮前顧後。”（石成金：《傳家寶·知世事》）這一思考過程十分必要，它不僅能幫助人們保持言語的合理性，而且還會規避可能存在的風險。
與此相關，古人提倡在情緒激蕩時應盡量避免言語，尤其是“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第三》），更應該注意這一點。因為在此情形中，大喜或大怒的強烈刺激會讓人無暇思考或者思慮不周，以致言語失當，“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陳繼儒：《安得長者言》）。
第二，體現言語價值。
首先，言語要有質量。“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論語·先進》）說出來的話要一語中的，抓住關鍵；而不是言不及義，語無倫次。“凡出一言必有所為，不得突如其來，不得茫無頭緒，不得雜亂不清，不得有首無尾。”（李塨：《恕谷後集·富平贈言》）為此，就要暫且擱置尚存疑惑的部分，謹慎說出具有自信的部分，“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論語·為政》）。
其次，言語要有分寸。“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徐幹：《中論·法象第二》）君子言語得體，不說輕佻或越界的話。如此一來，即使親密如妻妾也“不可得而黷”，親近如朋友也“不可得而狎”。古人讚揚這是持身端正的表現，認為這種行為能夠帶動和教化家族、鄉里的良好風氣。賈誼認為，言語適當可謂智者賢者的必備素養。“夫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新書·大政上》）三國時期的謀士許攸就因自恃功勞、屢出狂言以致被殺。他不考慮處境與對象的複雜性，錯誤判斷形勢，正是愚者表現；同時，因功績而貪名自得，又無賢者風範。孟子說：“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孟子·離婁上》）說話隨便，無以入德，即使責備都不值得去做。
再次，言語要契合時機。墨子的學生子禽曾經問他：“多言有益乎？”墨子回答：“蝦蟆蛙蠅，日夜恆鳴。口乾舌擗，然而不聽。今觀晨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墨子間詁·墨子後語》）池塘里的蛤蟆、青蛙日夜鳴叫，口乾舌燥，但是也無人在意。雄雞則不同，只在黎明時分啼叫，人們聽到以後就都起床了。這說明，並非多說話就好，只有契合時機的言語，才會得到重視、尊重和歡迎。否則，寧默毋躁，多說還不如少說，“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管子·戒》）。
第三，凸顯美善原則。
“夫言行在於美善，不在於眾多。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桓譚：《新論·言體》）語言的美善起碼有兩個表現。
首先，言行相顧。“口言之，身必行之”（《墨子間詁·公孟》）是言語誠信的必然要求，也是言語美善的重要表現。“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禮記集解·雜記》）對於將要出口的言語，必須充分考慮其落實的可能性，即言語內容能否轉化為行動，轉化的程度如何？由於言語與行動相比，“行易不足，言易有餘”（戴震：《中庸補註》），故而，古人為避免因言行不符而造成失信，一方面主張力戒“輕言”，如輕率許諾，不切實際地樹立目標等。“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另一方面反對因虛榮而脫離實際地肆意吹噓。“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論語·憲問》）言語要實事求是。
其次，成人之美。“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不僅可以遠害，“更能養德”（洪應明：《菜根譚》）。如何對待別人的過失、不足甚至隱私，是衡量一個人道德品質的重要指標。積極的方式是理解寬容並在善意的前提下提出建設性意見，以助其改正和提高。消極的方式則是幸災樂禍，譏諷評議，四處擴散。後一舉動顯然與儒家所倡導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論語·顏淵》）的價值取向嚴重相悖，而且可能成為某些人打壓排擠他人的輿論策略，在滋生和助長人際惡意的同時敗俗傷化。因此，古人非常反對此種言語方式。馬援曾專門寫信告誡侄子，“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誡兄子嚴敦書》，范曄：《後漢書·馬援列傳》）。羊祜要求子弟“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誡子書》，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三）。同時主張，即使有必要在背後評議某人，那麼這些言語“亦須當面可言”（石成金：《傳家寶·知世事》），以此保證言語符合實際，而無主觀歪曲。
作者：王穎
責任編輯：李智
來源：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