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3日，英國東部埃塞克斯郡發生集裝箱卡車藏屍事件，39人死亡。（美聯社）
【希望之聲】（轉自自由亞洲 ，作者：何清漣）
自10月23日以來，39位偷渡客慘死凍死在卡車之內的消息刷屏。由於最初傳說全部是中國人，英國人再度回憶起2000年英國多佛慘案。兩次事件驚人相似：同樣是來自亞洲的偷渡客，目的地同樣是英國，區別是：人數不同，多佛慘案共59人，這次少了20人；多佛慘案死者是因悶熱而死，本次是則是被凍死。
無論卡車死者來自哪個發展中國家，吸引他們冒着生命危險偷渡的原因是西方福利國家與本國的制度利差。正是這種制度利差吸引着無數發展中國家民眾偷渡到西方國家。
全球化必然產生制度利差尋覓者
多佛慘案發生的2000年，中國正在向加入WTO衝刺，當年的GDP規模約1.21萬億美元，在世界排名第六，因為窮，中國人要偷渡；2018年，中國的GDP總量飈升到13.61萬億美元，早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億萬富翁總數居世界第一，政府每年援外資金數百億美元，中國人還是要偷渡。原因何在？只有一個答案：在中國與偷渡目標國之間存在巨大的制度利差。
世界上的國家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由於政治制度、路徑依賴不一樣，決定了社會分配體制與福利制度有極大差異，二者之間形成極大的制度利差。加之美國與歐盟國家講究人權，從發展中國家來到這些國家的移民與非法移民，只要進入這些國家的分配體制，可獲得比母國相對好得多的經濟條件。這就是中東、非洲各種移民與難民歷盡艱難也要前往歐洲，美墨邊境國每月有十萬餘非法移民偷越國界的原因。
自全球化開始，西方國家對非法移民更是實行人道主義原則，政策日益優渥。有足夠才智、學習能力強的人，大都可以通過留學獲得學歷，尋找工作，融入當地社會。同時，伴隨着西方社會對普世價值、人權的標準越來越高，對某些宗教還採取特別優待的政策，客觀上鼓勵了尋找制度利差的移民與難民數量猛增。聯合國難民署曾總結並讚揚德國為何能夠成為難民最嚮往的西方發達國家：相對完善的難民法，免費住宿，每月352歐元生活費、免費的工作培訓與培訓合格後獲得的體面工作，經常被媒體報道的格次亞的故事說明西方對難民極其優待。敘述亞難民格次亞有一個龐大的家庭——4個妻子和23個孩子，其中22個孩子（12個女兒、10個兒子，分別是1~22歲）都來到德國，依靠社會救濟生活。德國按照法律規定的福利條件計算，每月為這個27口之家支付1萬歐元——這種不錯的福利補貼，就是制度利差。
美國明尼蘇達州穆斯林女議員奧爾馬，全家就是依靠美國的福利生活，她本人就是一位極其成功的制度利差尋覓者：受了大學教育，並進入美國政界，對美國社會制度還享有不受限制的批評權。
中國福建為什麼盛產偷渡者？
有句古語描述福建的經濟地理條件：“八閩多山，地狹人稠”，從明清以來就喜歡向外移民，台灣、南洋、乃至世界各地，都有福建移民的蹤跡。1840年代鴉片戰爭以後，“賣豬仔”到海外做奴工（比如到美國修西部鐵路），基本都是福建、廣東兩地人為主。自1970年代末期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福建人因擁有海外關係的優勢，通過合法與非法途徑移民海外蔚為風潮，就連當地政府也與人口走私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根據廈門大學教授庄國土的統計，從1980年到2005年，有二十多萬人從福建長樂進入美國，其中大部分都是偷渡客。
這當然也是尋求制度利差，就算中國改革開放40餘年，這種制度利差仍然存在。《南方周末》曾於2011年1月10日發表一篇《福建小村移民史：50年來3000多村民成美國人》，講述福建長樂曹朱村村民持續半個世紀的偷渡移民故事，血淚和財富同時呈現在同一段故事裡。
這個故事記載：1960年代，第一批曹朱人跳船登陸美國，當時只有三五人。中國當時剛從三年大饑荒中走出來，各種政治運動不斷，在那樣一個荒謬的年代裡，偷渡成了人們從現實中解脫的最好辦法。改革開放之後，當地偷渡的方式有所改變，由十分危險的“跳船”偷渡變成以旅遊之名義偷渡，蛇頭的身份也一變而為“旅遊顧問”，偷渡者付了足夠 的錢之後，開始環球旅行，線路是從瑙魯（到那裡買國籍身份）到新加坡，再經過菲律賓、丹麥，捷克、荷蘭，最後由加拿大入境美國。經過半個世紀的接力移民，真正的曹朱村已經遷往美國，如今在美國的村民已經有三千多人。村民不在紐約，就是在去紐約的路上。
制度利差是巨大的：當地人攜帶着海外匯來的滾滾財富陸續離開村子，去鄰近的福州和長樂市區購房，過起了安逸的生活。而幸福指向的終點站是那個13小時時差的遙遠城市——紐約。儘管死亡是源源不斷移民過程中的慘烈代價，但這沒能阻止人們出發的腳步。那些早年就移民美國的人留下令人嚮往的傳說：綠卡、高收入、失業保險、低收入救濟、免費醫療、免費教育，……村子的人氣在衰敗，財富卻在累積。為了保護村莊的老人和小孩，村子裡湊錢組建了一支治安巡邏隊，每個人每月發給600塊錢。村民的排場總讓那些四川打工者看得目瞪口呆，“以前美元值錢的時候，麻將桌上放的都是百元美鈔”。每逢村子裡有老人去世，所有參加葬禮的人都能從主人那裡分一個數百元的紅包。村裡居民基本上都被村裡的美國人“養”了起來，每家每戶都聘請一個保姆，保姆月工資1800元左右。而村民們大部分時候只是曬太陽，攢下來力氣搓麻將，定期接收一下美國政府寄給他們孫子孫女的奶粉。
福建類似情況的村莊不少，成為美國人的村民從海外匯回了大筆資金，修起了一座座美國國會般壯麗的禮堂，村與村之間互相攀比誰更富有。
西方的制度利差能夠永續嗎？
西方社會前些年的富有來得太過輕易，全球化為這些國家帶來滾滾財富，一大批因全球化而產生的國際主義者對本國的貧窮與中產的日益衰敗並不關心，反而關心起中國的洋留守兒童，為福建偷渡者送回中國撫養的子女再度回美時融入的困難在操心。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月20日刊登題為《對中國某省的考驗——如何教育大量擁入的美國出生孩子 》，非常關心2萬名擁有美國國籍的洋留守兒童。
2015年歐洲難民潮，用喜迎難民的德國總理默克爾的話來說“永遠改變了德國”，自那以後，西方社會對非法移民的態度發生了一點變化，但輿論上還是同情支持。比如美國今年在美墨邊境攔截了百萬非法移民，法國媒體還是要用貶斥的口吻批評美國此舉，儘管法國早已經不再歡迎非法移民了。更有媒體觀察到，儘管“默克爾還是‘默克爾媽媽’，但德國已不是那個德國了，正在動員難民回到母國，同時養活接收難民數量。
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20年前，中國經濟發展剛起步，福建人為尋求制度利差冒險偷渡；如今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福建人還是要冒險偷渡，到西方國家尋求制度利差。中國的肉食者應該思考：中國到底存在什麼問題，讓中國人總是以他鄉為故鄉？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不代表希望之聲）
責任編輯：岳文驍
